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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福鼎旧事:向中央写报告要求调低工资

时间:2019-06-19编辑: admin 点击率:

  2015年3月12日是赛福鼎·艾则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与赛福鼎于上世纪30年代相识于塔城,一同赴伊犁参加革命,一起满怀激情迎接新疆和平解放,一道同甘共苦建设新疆,一生相濡以沫追求理想,共同走过了大半辈子。

  抚今追昔,往事禁不住涌上心头。赛福鼎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他的为人与品格,体现在日常的凡事之中。

  1935年,赛福鼎赴苏联中亚塔什干大学(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留学。1937年毕业后,被分到《塔城日报》工作,开始做杂役,后来先后从事翻译、编辑工作等。

  赛福鼎一边在报社工作,一边在师范学校、塔城中学兼职任教,教授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还在一些培训班作讲座,同时担任维吾尔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副会长等职务。我与赛福鼎初识于一所中学,那时我是学生,他是老师。赛福鼎老师年轻、英俊,待人和蔼,视野开阔,才华横溢,很受学生爱戴。

  赛福鼎爱好文学,他的处女作《统一战线年在塔城写成的。在塔城,他还创作和发表了诸多中短篇小说、剧本,并翻译了苏联文学作品。赛福鼎为学校创作了《九·一八》独幕剧剧本,表现抗战时期东北某山区一支女游击队英勇抗日的故事。他们选择我出演主角,演出获得了成功。

  1939年3月,赛福鼎与我在塔城结婚。婚礼相当简单,我没有向他索要任何彩礼,他也没有给我买一件像样的礼物。那时我还在读书,赛福鼎只有每月40元收入,要负担我们一家五口人(我母亲及弟妹3人)的生活。生活虽然清贫,但我们的感情深挚,工作丰富。中学毕业后,我被正式调入文工团,赛福鼎写剧本,我演戏,一起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之中。

  1942年,盛世才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由亲苏亲共转向反苏。赛福鼎是留苏学生,自然受到当局的排挤和打击。1943年1月,在塔城成立了分部,专员和警察局长都有了变动。当年1月1日,赛福鼎和我同时被撵出了塔城报社。

  失去报社的工作后,赛福鼎担任的维吾尔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副会长的职务也先后被撤职。会长阿吾提阿吉安排他做维文会的会计工作,但不到一个月,便接到命令,连会计也不让他做了。为了养家糊口,赛福鼎就找零工做,他在俱乐部找到一份杂活,张贴海报、售票收票、检查打扫大厅卫生、布置摆放凳子等什么都做,每月领取20元薪水。但后来,这份工作也没保住。因生活所迫,赛福鼎被迫将稍微值钱的衣物和物品一件件变卖,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一天,赛福鼎突然遭到当局逮捕,要他交代:为什么到苏联留学?在苏联领事馆接受了什么任务?为什么要写吹捧列宁的文章?赛福鼎经亲朋好友保释出狱后,警察还时常冲进我们家里,将我撵出去,紧闭房门,单独审讯赛福鼎。塔城待不下去了,经赛福鼎不断请求,行署专员终于准许他离开塔城。1943年6月,我们一家乘坐赛福鼎亲戚买买提里·托乎提家的马车,举家迁往伊宁。

  1944年,赛福鼎参加了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爆发的“三区革命”,汇入推翻统治的时代洪流之中。1945年,三区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担任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等职,成为革命领导人之一。

  1949年9月,赛福鼎同志作为新疆特邀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作了大会发言,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并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10月15日,赛福鼎同志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主席亲自批准了他的申请。同年12月27日,赛福鼎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成为新疆维吾尔族最早的员。1949年12月,他被任命为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9月,赛福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任新疆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赛福鼎出任主席。

  我从1949年12月至1978年,一直担任新疆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联副主任、主任,并在新疆师范学院、新疆大学、新疆医学院、自治区文化厅等部门任职。

  作为新疆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赛福鼎的工作十分繁重,我也忙于工作,我们离多聚少,经常见不上面。赛福鼎党性原则很强,口风很严,很少讲工作中的事情。他的一些情况,我都不知道,只是到了晚年,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员、干部,以及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到家

  赛福鼎的秘书阿不都卡德尔·依买提同志告诉我,有一次他们到基层视察途经某县时,县委为他们准备了一顿饭。离开时,赛福鼎问结账了没有,秘书向他报告,县领导说不收首长的钱,由政府开销。赛福鼎听完后,露出不高兴的表情,立即要求秘书算出这顿饭的总开支,并召集同行的8位同志平均分担了费用,才继续上路。

  赛福鼎经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收受下面的礼物。有些部门和个人寄来或送上门的礼物,赛福鼎都会及时付钱给他们,并要求他们今后不要这样做。从下面州县返回乌鲁木齐的时候,他总是过问一下车上的物品是什么,从哪里来?付钱了没有?每当收到有关干部受贿、贪污的控告信件时,他都严肃地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审查,并将处理结果报他。他坚决反对干部在老百姓面前摆架子、盛气凌人,高高在上、搞特殊化等行为。

  赛福鼎的工资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待遇为标准的,比省、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要高,这使他心中很不安,反复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取消高出省级工资的那部分,最后中央接受了他的要求,调低了他的工资。

  1959年到1960年,毛主席倡导各级领导干部下到基层当工人、农民,将军下到连队当兵。赛福鼎同志感到这非常有必要,是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措施。他带上简单的行李,到新疆天龙钢铁厂当了一个月工人。郝成仁同志曾经长期在赛福鼎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他曾告诉我说:“赛老每天同工人一起,到采石场用铁锤砸石碴,累得一身汗水一身泥。当时劳动量大,吃得又差,我们怕把首长拖垮了,就想找头奶牛给他挤点奶补一补,结果他批评我们说:我怎么能搞特殊化呢?大家不都这样吗?他照常在工人食堂排队打饭(通常是玉米糊糊、粗粮发糕、一点咸菜)。”

  1964年,赛福鼎到喀什蹲点搞“社教”,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郝成仁告诉我,他们随赛福鼎到喀什疏附县乌帕尔公社一个大队抓“四清”试点。开始是在一位老乡家吃饭,每天早晨饭桌上放着一海碗糊糊,按当地习俗先由年龄大的开始喝,然后一个一个往下轮,都用这一个碗。这家的一位长者有很长的胡子,每喝一口胡须上都要沾上糊糊。他们看到赛福鼎也跟着喝,心中有些别扭,提出不能在这里吃饭了,赛福鼎严厉地批评他们说:“群众能吃,我们为什么不能吃?”郝成仁他们为了赛福鼎的身体健康,背着他向社教团团长赵子和同志申请每天增加一份牛奶,并把包谷馕换成白面馕。赛老见到他的饭菜变了,工作人员都躲在一边吃饭,顿时面露愠色,后来老郝承认这是他同赵子和私下做的事。知道真相后赛老没说什么,但是以后每次吃饭,他都要将牛奶和白面馕与大家一起分享。

  赛福鼎平易近人,待人和蔼,与老百姓之间没有距离感。他在基层调研,群众很愿意也敢于反映问题。可是有时候开座谈会,赛福鼎不在,群众就不愿发言或不知道怎么讲话了。只要赛福鼎一到场,三言两语就让气氛活跃起来了,群众争着发言。每当赛福鼎从群众中了解到问题以后,都要与当地领导通气,商量怎么解决。一天我们从喀什前往英吉沙,路过一片农田,那里有很多干活的农民,他立即叫司机停车,走下来同群众打招呼。群众一见是赛福鼎来了,都围上前来,赛福鼎询问了大家的生产生活情况,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没想到群众纷纷诉起苦来,有的还哭了,他们反映少数基层干部作风霸道,打骂群众。工作人员在一旁想制止这一场面,赛福鼎却非常耐心地让群众把话讲完。事后,赛福鼎非常严肃地批评了陪同的地委书记,责成地区派工作组深入调查,尽快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并及时向他汇报情况。后来这里的干部作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群众都十分感谢赛福鼎主席。

  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党赢得人民信任的法宝。赛福鼎经常说,人民群众是我们人的父母,得罪他们甚至站到他们的对立面,那就不是!

  1970年初,我当时正担任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收到了一封申诉信。写信人叫玉素甫江·艾合米迪,在和静县的一个大队小学当教师,反映他父亲被揪斗致伤的冤屈。他想给赛福鼎写一封申诉信,提起笔又犹豫不决,他写道:“赛主席日理万机,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写的信能送到他手里吗?”于是把信寄给了我。

  我把这封信转给赛福鼎,他在这封长篇申诉信上作了批示,并转至沙湾县政府。按照政策,玉素甫江父亲的冤案很快得到了解决。

  1970年“文革”期间,我当时担任自治区文化局局长。新疆军区文工团军宣队的领导强令一大批“出身不好”的业务骨干复员。舞蹈编导孙玲因有海外关系,复员到文化局工作,她委屈地向我倾诉心中的不平。军区文工团人才流失,既使军队文艺事业受到损害,也影响了自治区文化事业的发展。赛福鼎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很快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要把那些遭错误处理的业务骨干从全国各地找回来,让他们第二次参军重返新疆军区文工团。

  为了做通孙玲的工作,我和赛福鼎特地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并叫炊事员专门为她包了饺子。吃饭时,赛福鼎动员孙玲回军区文工团。他微笑地对因伤心而赌气的孙玲说:“妈妈也有打错孩子的时候,妈妈已经向你承认错误了,难道你还不能原谅你的妈妈吗?”孙玲当即流下了眼泪。1973年7月,孙玲正式回到新疆军区文工团,恢复军籍,在自治区文化局工作的两年按连续军龄计算,并补发了两年的差额工资后来,孙玲成为国家一级编导、新疆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为新疆的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工作上,赛福鼎同志是我的领导。1971年夏季,我受他委托,在自治区党委一次专门会议上,向大家传达赛福鼎同志关于解禁部分维吾尔民歌、乐曲的意见。我当场向大家播放了53支民歌和乐曲的录音,向与会者征求意见。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认识难于统一。民歌本属于艺术范畴,受极左思潮影响,有人无限上纲,硬将它们与政治绑在一起,由于

  缺少群众喜欢的歌曲和音乐,许多人便偷偷收听外国歌曲,因此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会议最终决定先“解禁”其中的30首民歌和乐曲,在电台中播出。群众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些熟悉的歌曲后,有人欣喜地流下了热泪,有人还以为收听的是外国歌曲,非常慌张地向上级投诉。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赛福鼎敢于为民歌平反,与他自身的文化素养及对艺术的理解有直接的关系。

  1989年8月,我和赛福鼎与包尔汉一家在北戴河休假。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天傍晚,北戴河区保卫处工作人员向赛福鼎反映:“有两位年轻的维吾尔族烤肉匠在这附近卖烤肉,为保证住在海滩区域的领导人的安全,也为保证旅游者的饮食卫生,我们提出要检查他们的营业执照,但他们拒绝接受检查,一再坚持说:包尔汉先生和赛福鼎先生认识我们,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坏人,知道我们用新鲜的牛羊肉烤肉串。我们感到有必要向您报告这件事情”

  赛福鼎笑着问:“我的意见能否在明天说?”他们高兴地说“可以、可以”便走了。接着,赛福鼎让秘书赛买提·杜尕依里先与烤肉匠见个面,了解一下情况。

  在海滩的沙包上搭起的一个临时塑料帐篷前,赛买提见到了烤肉匠,向他们询问:“你们怎么认识包尔汉和赛福鼎?”他们立即从住处顶部取出赛福鼎先生的历史长篇小说《苏图克·布格拉汗》、包尔汉先生的《新疆五十年》,说:“瞧,我们就是通过这两部书认识的。这两位领导的名字,我们很早就知道。在北戴河,我们从远处看见了他们,我们相信,他们会为我们办理营业执照,并对当地行政人员和有关部门说几句话的....。.”

  没想到好的历史文学书籍,不仅可以广泛流传,还有这样的社会影响力。作者包尔汉、赛福鼎,在维吾尔青年心中,他们是多么亲近!

  赛买提将两人带到了我们的住处。两个小伙子大约都在20至25岁左右,一个来自拜城,一个来自阿图什,他们披头散发,满面胡须,个人卫生很糟糕。我端上热茶、点心,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寒暄了一阵儿后,话题自然转到了文学。这两位青年都是高考落榜生,出于对文学创作的共同爱好,他们结伴北漂到北戴河卖烤肉谋生。他们既没有新疆的证明,也没有内地的营业执照,但他们相信,维吾尔族的两位大领导会帮助他们办理有关手续的。

  赛福鼎在了解情况后,表扬了他们选择自营谋生的道路,但同时嘱咐他们要遵纪守法,只要在法律、法规、制度允许的范围里做生意,就没有必要到处躲藏,同时一定要继承维吾尔族人民礼貌、诚实、干净、整洁的优秀传统,在内地树立良好形象。

  两位小伙子热泪盈眶地向赛福鼎和我道别。他们走后,赛福鼎特意吩咐秘书给北戴河有关部门打电话,要求他们帮助这两位小伙子办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暂住证等有关证件。两天后,当地政府回复说,他们已为这两个小伙子购买了返回乌鲁木齐的机票,原因在于,北戴河的黄金旅游季节就要结束了。

  如何鼓励和帮助有志于在内地发展的维吾尔青年就业并安家落户,以分享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成果,感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迄今仍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在印发的《关于加强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对此,赛福鼎是富有远见的。

  赛福鼎回到中央工作之后,来北京看望和交谈的人常年络绎不绝。其中,除他在青年时期的战友、后来一起共事的同事外,许多新疆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也喜欢来看他。一些从未谋面的人来看望他,他从来不问对方的职务、官衔、级别等,有些农民、工人、一般干部见到赛福鼎后,都为他的平易近人所感动。

  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是赛福鼎的老朋友。他去世后,赛福鼎写了一首题为《居热提》的挽歌。新疆某高校的一位副校长读了这首诗后,有些惊奇地当面问他:“他是一位副厅级干部,而您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怎么能为他写诗哀悼呢?”赛福鼎深情地说:“他是一位维吾尔诗人,居热提是他在三区革命时期发表诗文使用的笔名,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一直敬重他,我们对他的去世也应该说些什么呀。”发表这首诗的《新疆日报》送到北京后,赛福鼎像朗读别人的诗文一样认真朗读了一遍又一遍。他说:“厅长和诗人是两个概念,厅长可以选拔、任命,也可以免职、调任,但是诗人只可以培养,不能任命,不能调任一个人去写诗,诗人不是可以免去、撤职的,是不是这样?”赛福鼎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语,令在场的秘书赛买提终生难忘。

  人不要高高在上、脱离人民,赛福鼎经常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许多干部从他谦虚和蔼、平等待人的风范中受到感染和启迪。

  赛福鼎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以“多斯托姆”(意为我的朋友)相称。负责文件处理的李继承秘书和赛买提·杜尕依里都以“赛福鼎阿卡”(意为“赛福鼎大哥”)来称呼他,负责家务的姑娘们和厨师都称他为“达达”(意为父亲、爸爸),警卫员和司机称他为“赛老”,他非常喜欢这些称呼。这不仅体现了赛福鼎与人平等相处的关系,也表现出他谦和待人的魅力。

  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北京的、前苏联的遽然解体,影响到新疆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在中央安排下,1988年、1991年,我陪同赛福鼎两次回新疆视察工作,共计180余天。那时,赛福鼎已年过古稀,身体又有病,1989年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在新疆期间,自治区领导和机关同志都劝赛福鼎多休息,不要太劳累,但他总是要求将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两次回新疆,他深入到部队、兵团、工厂、农场、机关、学校、街道,足迹遍布12个地州,直接与四五千干部群众进行了交谈。

  在视察新疆的日子里,赛福鼎强调得最多的就是“平等、团结、互助”六字原则。他历来主张汉族与少数民族都是中国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教育大家要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思想,从根本上铲除民族分裂的思想基础。他说:“中国汉族是主体民族,占94%以上,没有汉族为主的中国革命,就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我们都是一家人,反对汉族实际上就是反对自己民族。”赛福鼎的讲话,体现了他的宽阔胸怀,以及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一贯性。

  同志对赛福鼎在稳定新疆中发挥的作用曾给予高度评价:“赛老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问题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体现了一名老员坚定的政治立场。”

  赛福鼎十分关心新疆青少年一代的教育培养。1991年,赛福鼎来到克州调研,在接见县以上干部时说:“要重视文教事业,你们还有三分之一的学校危房没有解决,这不是件小事,一定要一家一家把危房问题解决好。你们的小学入学率达到95%这不错,但你们的初高中入学率分别只有60%和50%,要把这两个入学率提上去!”

  2010年以来,在国家实施的援疆大政中,19个省市对口援疆,新疆各地州的学校已成为当地最好的建筑。赛福鼎同志的夙愿实现了。

  赛福鼎总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待孩子们的学习教育。他赞成各民族的孩子在共同的学校里一起上课,从小让他们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文化熏陶,从而融洽感情,为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打下牢固的基础。他的这些主张,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中“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水平,加强学前双语教育”的精神是一致的。赛福鼎的汉语水平正是在交流和学习中不断提高的,所以他知道,双语正是少数民族实现进步、融入祖国大家庭的桥梁。

  在赛福鼎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全国政协牵头拍摄了六集文献电视片《赛福鼎·艾则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编辑出版了《赛福鼎画传》,赛福鼎诗集、文集、历史小说系列著作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中央办公厅专门主持召开了纪念赛福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我今年已九十有四,看到国家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新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我心中充满了温馨,充满了欢喜。国家富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对赛福鼎同志最好的缅怀与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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